架势：群殴

　　跟着货币走

　　原来，狗仔追明星，绝不是在追逐明星的模样、言语、器官……而是在追逐一叠钞票。

　　真理区别于胡说，明星对立于狗仔，路人皆知。

　　当八卦以丰韵的姿态侵入我的眼球，我一边流着口水求八，一边骂着自己阴暗，久而久之，都快成一个变态——就像一个人掉进了臭水沟，仰头上望的时候，想到的竟然不是求生，而是盼着有人穿裙子走过。

　　时间随着八卦走，青春闪着腰地流逝，我拽着明星的腰带，做着狗仔的粉丝，从一个鼻涕少年变成一个鼻血青年，但始终以为自己就是一个病人，少年的房间总有张明星的招贴，而青年的心里高悬明星的丑态，不是在吃饭，就是在追星的路上。

　　到底为什么追星，求学多年，一直没有一堂课能够为我解惑。直到本人娶媳妇摆酒的前一天，才豁然开朗。像我这样丢三落四的人，走在外面，真是希望有个人永远跟着我，小偷除外。如影随行像个 保镖，我就不担心丢钱、丢手机，或者被拍头。以上三件事情好像很少有明星遇上，但老百姓就容易遇到。

　　那一天，我去银行取了好几万块钱，准备交第二天的酒钱，从银行出来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觉得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，仿佛谁都知道我兜里揣着一叠人民币。那一刻，我觉得一路是狗仔，很不安全，一路疾走，觉得被注视，被偷窥，被围追，像明星面对狗仔——一场自己操办的喜酒在没有具体教会我做人老公前，却让我解开了积压在心底的一个谜——原来，狗仔追明星，绝不是在追逐明星的模样、言语、器官……而是在追逐一叠钞票。明星的名气大小与钞票的厚度成正比，追逐高度是梦想，比如登山；钻入地道是求生，比如挖煤。

　　我明白道理事小，重要的是，第二天挽着我在亲朋好友面前溜达的妻子，带回家的是一个健康没病的人。

　　美国人尼尔·波兹曼在他著名的《娱乐至死》一书里，有两个标题，分别是“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”与“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”，对照这样两个观点，可以想见，香港明星为反对狗仔横行，要搞游行的举动，似乎具有批判现实的革命意味，即反对印刷机弄出来的周刊小报，污秽思想；但《娱乐至死》写于1985年，世界风云变幻，往日的青年已是今日的中年，美国的敌人都从大大的苏联变成小小的伊拉克，我以为上面两个观点应该改成“印钞机下的世界”与“印钞机下的思想”，通俗一点说，还是那句老话：谁有钱谁是大爷。

　　狗仔追逐明星这叠货币，表面上是要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，看似打劫，但其实，狗仔这份工作，整天在外淋雨喝风，就大部分人来说，如果不是没钱，肯定不愿意人不人、鬼不鬼地在野外游荡，谁不愿意当太阳照常落下的时候，照常回到妈妈的餐桌前喝一口热汤。

　　狗仔的工作报告与明星的隐私挂钩，当今社会，可以允许一个明星是文盲，但媒体对狗仔的要求肯定希望他是一本百科全书，以这样的有文化有知识去应对光环下的白痴，其间的反差被换成文字、图片，喂饱别人的眼球，明星、狗仔、观众是世界视觉系下的一根链条，在口水中发光生锈，看似腐朽却日益强大，将矛头直接指向明星、狗仔与观众都是片面与武断的，当明星在为自己的权益履行职责的时候，狗仔呢？就一定是罪犯吗？狗仔所服务的媒体，操控媒体的投资人，投资人所要获得的利益，对，货币，这幕后的黑手。

　　但如果让明星举着标语去反对货币，实在是有点搞笑，这好比是在要求自我降薪，连我这种小市民都知道降薪可耻。但与其让明星去反对狗仔，何不让明星把抗议的牌子举得再高一点，从反对一小拨为了生计而奔波的狗仔，直接去反对另一小拨操控社会形态的金融或政治寡头，因为如果仅仅是反对狗仔的话，从刘嘉玲事件到黎明风波，这世界真改变了吗？下次极力维权的不过是另一个明星罢了。这样的情况，有点像两小儿辩日，永远没完没了。

　　一次，与香港的朋友聊天，说起八卦周刊污染了这个城市的思想，要引导城市文化的堕落，但今日的香港，正如波兹曼的书名，娱乐至死，成为预言。

　　在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的新闻概念下，首先不能强求观众在目睹明星与狗仔之争的时候，在追求刺激之后，还要去思考其中的深刻社会意义。

　　虽然天空有盘旋的货币，但从来不会砸死一个俗人；当你亲吻大地的时候没有吃到土而是捡到钱，你也不是俗人；而一但跳进一个用货币堆出的泳池，你敢于裸泳，去体验肌肤之亲，也不会是一个俗人。

　　要阻止这个社会俗下去，走向“美丽新世界”——赫胥黎说要学会思考，我觉得初级阶段，就是揣上些银两去火车站走一走，一切从生活小实践开始，又比如，结婚。